而土耳其的外汇储备却只有1350亿美元，连偿付外债和经常账户赤字的一半都不够。
二是政府持续引导，方式则大幅革新。近几年情况却明显变化：一方面，我们超越了模仿阶段，将转而仰赖自主创新。
唯一出路在于通过强而有力的替代组织尤其是政府介入与国家银行，先动员组建企业、再指引激励企业、再监督导正企业，借此弥补制度劣势，迎战外来竞争。诚如经济学家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chenkron）所言，后发与先进发展形势迥异，前者既缺乏有利的制度基础（如成熟的市场、法律制度等），又面临强大的竞争优势（可见于国际与国内市场）。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对所走的道路深具信心，不论是市场途径或行政手段，只要设计得当，都能高效支撑经济高速增长。明确扶持期间，期内容许创新，期满据此考核。进一步看上述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一则是所有人缺位与控制权配置问题。
而不论是否针对地方政府或当地企业所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我们都建议通过明确的合同制治理，再辅以权责明确、充分激励、阶段容错、强效考核等设计，构筑起一整套高效管理的治理策略。二则是委托-代理问题，关键在于利益不一致与信息不对称。传统模式和网络空间服务的巨大差距可以看例子。
以往确实是这样这个判断有一个宏观上的意义。中国国民出去的人多付的钱多。信息时代之前，最经典的服务经济理论讲室内音乐会由五位音乐家提供25小时的表演，供现场数百人观赏。由于这个特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没有提升。
第四，中国体制的影响。第三，中国国内大市场支撑服务业快速成长。
第二，技术贸易比重有限，相对差距不会继续扩大。一个宏观经济判断是，进入服务经济为主时代不必然导致增长速度下降。标题叫服务经济时代与服务全球化——中美关系的障碍还是通道，看中美贸易战是什么样的关系。不过，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远高于服务贸易的逆差。
当年贝利的足球赛最多一场有4.5万名观众，现在C罗的现场观众和直播电视观众是1.27亿，同样还是一个球星加一支球队，原始的提供者提供的是同样的规模，但是规模效应是大大提高了。是免费，靠流量靠服装鞋帽和中介为商业模式。昨天下午看了伊春的光明家具，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很有名的家具，现在中国的设计业分工非常细化，家具设计在深圳就有60多家，像光明这样品牌的大企业，二三十亿销售额的大企业，设计也已经外部化了。进入 江小涓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服务业 全球化 中美贸易 。
有同时同地的要求，服务业是不可以进行贸易的，因此得不到全球分工的好处。传统的理论的一些重要判断要非常小心来应用。
但长期看，中美在服务贸易中竞争性是增强的，这个应该作为研判中美贸易关系的一个基础。为什么很多国家到了高收入阶段增速会下降，有7、8种解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服务经济占主导之后，它是低效率的。
我们讲中国经济这些年的增长是靠内需的增加来支持的，这个主要是和服务业比重上升有关。但是在网络空间，服务的消费者是一个还是一亿个，制作成本是相同的，边际成本非常低。最近我们在做一个课题，叫《高度联通和数据时代服务业全球化问题》。有上述两点做基础，以成熟服务和较强竞争力进入国际市场，中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下面简单看一看服务全球化服务贸易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他多次讲这是很合算的投资。
这个俱乐部当时并不被看好，不出所料，一年关门了，特朗普投资900万美金损失了。最后讲我们的几点结论： 第一，在网络和数据时代，服务业大概成为了高效率产业和可贸易产业。
2300多亿中2100多亿是旅行逆差。例如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医疗、艺术表演、保安、保姆等这些过程无法使用机器设备。
所以（服务贸易）对缓和中美贸易摩擦是一个正向因素但体量比较小。王菲幻乐一场演唱会现场观众为1.8万人，而腾讯视频吸引了2100万观众在线观看，累计播放3.4万亿次。
我们服务贸易这么多年都是逆差。有6个网站做大妈们的广场舞得到了融资，包括糖豆等，几百种舞在教，几十个竞赛在做，全球多个国家华人社区在点击这个网站观看。城镇就业的比重这些年主要以服务业为主。一是，大国支撑新的服务，首先依托国内市场快速发展，并且具备了规模经济发展效应，网络是非常讲究市场规模的。
但是我们现在讨论今后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一定要考虑到四点。我们总体经济依存度的下降靠的是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和服务业比较低的对外依存度来形成的。
但是从长期看，中美服务贸易也会形成竞争关系。体育竞赛表演也是一个典型，1851年我们有了职业体育，就是竞赛表演卖门票和看演出是一样的，差别只是文艺表演还是看体育表演。
这也是有中国这样大市场才能发展起来的。网络和数字时代给服务业的性质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凡是能够在网络空间提供的服务业，经济规模都变得极为显著
这两点是邓南巡讲话的关键所在。中国与东亚其他新兴国家都处在工业化的中期，产业结构相似，均依靠从日韩等国进口设备和关键零部件，在本国完成组装后将低技术产品大量出口到美欧等发达国家市场，中国依靠低工资优势与后者为争夺全球市场份额和跨国公司的投资展开零和竞争，这种建立在低人权和低环保基础上的中国模式无法构成中国的经济优势，也难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的对象。协定规定，中国不得以配额和许可证发放以及中央和地方当局对进口和投资的批准为条件，提出诸如当地含量、技术转让，或在华进行研究与开发的要求。经济增长的政治化必然延续计划经济时代的粗放经营，因而无法在国企内部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而基于政治标准的党管干部的人事体制则很难保证选拔出优秀的管理者。
这就为美国彻底杜绝中国寻求自主发展的最后空间提供了良机。发展的条件：内部整合还是外部整合？ 中国虽然保持了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迄今依然是个相对贫穷的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中美协定的真正重心不在贸易自由化，而是在投资自由化。前者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
然而就在当月，中央六部委联合颁布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即10号文），允许并鼓励外资并购国内产业。国企改革之初，国家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动用了大量财政和金融资源来维持国有企业，这恰恰为外资提供了消费市场，1992年开始大举进入中国的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以国有企业为主要竞争对手。